‘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国内国际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指明了“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新发展阶段内涵丰富、意义重大，我们要深刻理解、学懂弄通，并在实践中自觉推进。
新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大跨越阶段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众所周知，在近代，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中华民族陷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苦苦寻求中国现代化之路，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现代化不可能取得成功。只有中国共产党指引人民走上了现代化的正确之路，并不断取得惊人的成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斗，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从1949年到1978年，党领导人民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迈出了坚实步伐。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进入21世纪，党又提出，到建党100年时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30年，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九大站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一路走来，不断实现着既定的奋斗目标、兑现着自己的庄严承诺：1990年12月30日，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郑重宣布：第一步战略目标，即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已经基本实现。2000年10月11日，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再次郑重宣布：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我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我国经济总量以罕见的规模和速度连续上台阶：1978年仅有3678.7亿元，到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再到2020年预计突破100万亿元。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的位次也不断前移：2000年超越意大利居世界第6位，2005年超越法国居世界第5位，2006年超越英国居世界第4位，2007年超越德国居世界第3位，2009年超越日本居世界第2位。“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奋发有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
新发展阶段，就是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继续向着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升级转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大跨越，中国将进一步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民族将进一步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要求，“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努力实现“六新”目标，而到了2035年时更要攀上新的高峰，概括起来就是：“一个进入”，即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一个基本建成”，即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个实质性进展”，即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两个建成”，即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两个形成”，即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两个中等”，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两个增强”，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两个达到”，即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四个基本实现”，即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新发展阶段既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灿烂前景，又昭示了前进道路上的艰巨任务和风险挑战。把握新发展阶段，必须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
新发展阶段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阶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时，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作为一条主线主导布局、统领全篇。实践证明，“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离不开新发展理念的科学指导，离不开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对新发展理念的自觉践行。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归结起来，就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不平衡，主要是各区域各领域各方面存在失衡现象，制约了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发展不充分，主要是我国发展任务仍然很重，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在新发展阶段必须长期坚持和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众所周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各有优势、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集合体，分别解决的是发展动力、发展不平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内外联动、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在实践中，对新发展理念“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哪一个发展理念贯彻不到位，发展进程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协调可持续发展、国内绿色生产生活、经济循环中开放的作用、民生和共享发展，更加重视新发展理念的统一贯彻、一体推进，而不是再回到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低论英雄的老路上去，不是再回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发展路子上去，更不是再回到粗放式发展的模式上去。只有把新发展理念全面落实到位，才能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保证新发展阶段走稳走深走实。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的第二大板块，总体上是按照新发展理念的内涵来组织的，分领域阐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点任务，安排了12个部分，明确了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国内市场、深化改革、乡村振兴、区域发展，到文化建设、绿色发展、对外开放、社会建设、安全发展、国防建设等重点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作出工作部署。《建议》第三、第四、第五部分大体体现的是创新发展理念的要求；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三、第十四部分体现的是协调发展理念的要求；第十部分体现的是绿色发展理念的要求；第六、第十一部分体现的是开放发展理念的要求；第十二部分体现的是共享发展理念的要求。《建议》中的这些重大部署进一步表明，新发展理念将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强调要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基础上，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这反映出我们党对发展规律的更深刻认识。这里有一个别具深意的安排——“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放在了《建议》12个方面重大任务的最前面，进一步表明我们党对创新发展的极端重视，尤其是大变局下的大国博弈，更坚定我们走科技自立自强创新发展道路的决心。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像当年攻克“两弹一星”一样，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新发展阶段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阶段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新发展阶段要求、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以国内循环为主，进出口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很小。改革开放后，我们打开国门，扩大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对我们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快速提升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国际比较看，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国内经济循环同国际经济循环的关系客观上早有调整的要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我国发展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面对严重的外部危机冲击，我们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推动经济发展向内需主导转变，国内循环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开始显著上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使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在当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的背景下，立足国内、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有利于化解外部冲击和外需下降带来的影响，也有利于在极端情况下保证我国经济基本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总体稳定。
总之，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是进入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必须指出的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加强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也要把握工作着力点，“十四五”时期要在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牢牢守住安全发展这条底线等多个方面下功夫、用力气，争取见到较大成效。
新发展阶段是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同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的阶段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中国始终是全球共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动力源、各国拓展商机的活力大市场、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者。我们正在加快构建的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既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空间，又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增添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凡是愿同中国合作的国家、地区、企业，我们都会积极开展合作。”我们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更加有效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更加主动地扩大对外合作交流，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我们将继续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同各国各地区发展战略和互联互通规划对接，加强政策、规划、标准融通，同各国不断深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经贸、科技创新、公共卫生、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合作之路、健康之路、复苏之路、增长之路。我们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进各领域各层级对外交往，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坚持多边主义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加强国际法运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积极参与重大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进入新发展阶段，一个14亿人口的东方大国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其人口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有深远影响的大事，其理论和实践意义至少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必将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国人民自信。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曾感叹：我们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如今，“中国制造”的一个个奇迹使中国人民挺胸抬头、自信昂扬，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正在将毛主席关于“进入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要大变，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战略预言逐步变成现实，将邓小平同志的战略预测逐步变成现实：“我们中国要用本世纪末期的二十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共七十年的时间，努力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
第二，必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由于多种原因，社会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而是在俄国、中国这样的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率先出现，在两制并存的时代如何发展好社会主义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在新发展阶段，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必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第三，必将进一步证明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是世界固有的属性。虽然西方最先完成了现代化任务，最先享受到现代化成果，但并不意味着只有西方掌握着打开现代化之门的钥匙。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再次证明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书写属于自己的现代化内涵。在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实践面前，所谓“现代化等于西方化”，所谓“历史终结论”，所谓“西方文明中心论”，都显得多么肤浅和无知。
（作者为中央宣讲团成员、民政部副部长）
